一个对现实主义理念和真正利益关系的考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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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进是最关键的；在国内，也有人不赞同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。这种情况使改革的过程大大复杂化了。对于美国人说来，期待着中国向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靠近，并做出种种努力，是很可理解的。但实际上，当他们这样做了，便堕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。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的理解，实在是肤浅的。仅仅套用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已有认识，不但无法解释两种改革的差异，而且会把自己引导到异端邪路上去。
应该承认，对中国的改革的态度，从开始起就并不是那么一致。早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，人们已经就改革牵涉到的重大理论问题，开始了争论。邓小平为此撰写了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》一文，强调中国所需要的现代化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；中国要改革，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。因为，历史证明，在中国，搞资本主义不仅不能把中国引导到富强，反而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动荡。因此改革向资本主义行不通。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》一文，实际是在中国改革兴起之初，为这个改革的性质划了界限。
之后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，中国出现过反对“精神污染”的斗争。其实质仍然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争论。但这时改革还仅仅在农村进行，所涉及的方面还没有后来那样深广。因此，所谓清除“精神污染”运动并没有进行下去。但这种争论带有不可避免性。随着改革的深入，改革性质问题，势将越加突出出来。
真正将改革方向这样严肃问题摆到人们面前的，是1986年发生的学潮。这一次学生提出的口号，已不再简单的是生活待遇问题，而是所谓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了。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并不是绝对坏的事情。但当它们与“西化”观点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对改革的干扰就明显加大了。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变革，与政府官员中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分配不公相混杂，使得改革的矛盾尖锐化了。
正因为如此，中共中央内部在1986年底学潮平息之后，提出了改革不仅有“改还是不改”的问题，更有“改到什么方向去”的问题。并且后者重于前者。从此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，成为了改革的一部分。1987年初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，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引咎辞职。这是改革开始后，中共中央所做的最大的人事变动。
因此，中国改革为中美利益关系所设定的框架，实际上是有限度的。由于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，它根本拒绝任何改变这个性质的企图。在社会制度和价值标准上面，中国和美国没有共同的语言。那种认为可以通过物质交换，进而将双边利益范围扩大到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想法，是完全幼稚的。如果还试图通过强力干涉，把自己的所谓利益关注强加给中国，那就不仅彻底毁坏了两国现实的利益基础，而且是十分危险的了。“六四”前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，就是一种完全无视中美之间利益框架的愚蠢举动。它不仅说得太多了，也做得太过分了。这种行为，几乎毁了发展近二十年的中美关系。
因而，可以说，“六四”事件是对二十年来中美关系可靠性的一个考验。或者说，它是一块检验中美关系利益基础的试金石。中美关系稳固不稳固，它的基本框架是否明确，都在双方对这次事件的态度中表现了出来。如同中国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给美国，中国不能开动巨大的经济机器和宣传机器去干涉美国的内政一样，谁破坏了两国关系基础的现实框架，谁就要对毁坏的双边关系负责。显然，美国在事件中的表演，是对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缺乏诚意的。它因而不能不为此付出代价。
同是在1989年10月31日，邓小平告诉尼克松：“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”。要“结束过去，美国应该采取主动，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。美国是可以采取主动行动的，中国不可能主动。”对于损害了中美关系的责任方，这种要求是严正的。在“六四”背景下中美关系遭受的挫折，中国没有责任。中国的改革要寻求中国的现代化，这没有错。中国要保持国家的统一，要维护国家的稳定，要极端珍重自己的国格，这同样是不受干涉的权利。因此，如果有人要破坏中国的稳定，要推翻中国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，就“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”。
那么，究竟什么是中美之间合理的利益框架呢？其实，在提出这个问题时，它已经有了基本的答案。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990年6月11日写给美国加州九位大学生的复信中，对这个框架做了更明确的阐述。江泽民说：“中美关系在人为地多年隔绝之后得以恢复和发展，不是因为双方价值观念相同，而是因为有重大的共同利益。首先，中美两国发展关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亚太地区和平的需要。第二，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发展经济贸易，两国都可以获利，并有利于改善南北关系和促进国际经济繁荣。第三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有着长期交往和互相友好的历史，并都希望能够继续发展友好的联系，尽管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依然存在。有识之士都明智地认识到，我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，确实比价值观念等的分歧远为重要。”看起来，这个框架并不那样复杂。它只不过是有关中美之间现实利益的几个最简单的原则。但是，当我们一旦无视它，破坏了它，就可能要破坏整个双边关系的结构。
四、几点结论
已故总统肯尼迪曾经这样评价自己领导的美国：“这个国家是全世界寄予厚望的灯塔，它对全世界负有道德领导权。”虽然，这话在当时就至少带着七分的哗众取宠，但它的确反映了不少美国人傲慢和独尊的心态。
但是，在全球日益多元化的今天，这种傲慢与独尊，已经愈来愈少表现的市场了。在中美关系经历了二十年大起大落、大开大合的过程之后，最明智的办法，还是回到现实之中去。
下面几点，可以作为我们前文分析的结论：
首先，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不间断的将延续几代人的过程。它不会因为某些暂时逆转而终止自己的步伐。中国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，就是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潮流之中。它是开放的。正如同列宁所说，它将吸收一切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。正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不断发展的基础。中国的改革不排斥任何对自己有益的东西，当然也不会把世界最发达的美国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。这种状态和相互需求，构成了中美关系现实的远景。
其次，中国的改革，虽是一场改变人们思想方式、管理方式和活动方式的革命，但在性质上却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。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。改革也不能背离共产党的领导。因为，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中国人，没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可以代替共产党，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、整体经济水平还处在落后状态的大国中，领导一个社会性的变革。这一点决定了，中国在同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交往中，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知差别。人们必须对这一根本性的差别抱有明智态度。
第三，在中美关系中，确定共同利益是极为重要的。所谓共同利益，是指双方可以共享的、互利互惠的利益。超出了这个界定，就不再是共同利益了，但也应该得到双方的尊重。确定共同利益，是中美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。共同利益可以是经济互补的，也可能表现在全球战略上甚或是政治方面。但是，既然是共同利益，就必须符合双方意愿。如果仅仅满足一方利益，而伤害了另一方的利益，那就不是所谓共同利益，而成为干涉、强加了。此外，在确定共同利益的过程中，还必须满足平等原则。强大的一方同样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另一方之上。鉴于中美之间交往的经验，在缺乏平等、互利意识的状态下，两国之间很难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。
第四，现实主义的态度在维护中美关系过程中，是十分必要的。既然人们承认各自的差别，承认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，那么，再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人，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理念，就是非现实主义的态度。而那种坚持冷战思维，企图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替代别人的信仰的，则必定招致两国关系的严重损害。
第五，在全球范围内，中美之间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互补已经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。由改革思维所确定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恰恰是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同美国的关系的。未来世界的多极化趋势，既承认各国间的共同利益，又要求各国保持自己独有的东西。世界的发展，最可能走的是和平共处、和平竞赛的道路。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，保持对不道义的国际行为的批评权利，可能是中美关系最为合理的状态。旧式的结盟关系已不再符合世界进步的潮流。中美两国对此也应采取现实主义态度。
最后，中国有理由相信，中美关系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，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。但是，曲折、反复甚至冲突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由于中美关系在中国改革和美国全球战略需要中的重要地位，这种关系即使出现某种挫折，也将是有限度的。按中国通俗的说法，它可能“坏也坏不到哪里去”。唯一需要我们做出准备的，是把握这一关系的基本走向，去面对考验。
（本文为参加美国犹他大学2000年5月举行的学术讨论会论文，
发表于《党的文献》2000年第6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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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进是最关键的；在国内，也有人不赞同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。这种情况使改革的过程大大复杂化了。对于美国人说来，期待着中国向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靠近，并做出种种努力，是很可理解的。但实际上，当他们这样做了，便堕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。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的理解，实在是肤浅的。仅仅套用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已有认识，不但无法解释两种改革的差异，而且会把自己引导到异端邪路上去。
应该承认，对中国的改革的态度，从开始起就并不是那么一致。早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，人们已经就改革牵涉到的重大理论问题，开始了争论。邓小平为此撰写了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》一文，强调中国所需要的现代化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；中国要改革，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。因为，历史证明，在中国，搞资本主义不仅不能把中国引导到富强，反而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动荡。因此改革向资本主义行不通。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》一文，实际是在中国改革兴起之初，为这个改革的性质划了界限。
之后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，中国出现过反对“精神污染”的斗争。其实质仍然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争论。但这时改革还仅仅在农村进行，所涉及的方面还没有后来那样深广。因此，所谓清除“精神污染”运动并没有进行下去。但这种争论带有不可避免性。随着改革的深入，改革性质问题，势将越加突出出来。
真正将改革方向这样严肃问题摆到人们面前的，是1986年发生的学潮。这一次学生提出的口号，已不再简单的是生活待遇问题，而是所谓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了。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并不是绝对坏的事情。但当它们与“西化”观点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对改革的干扰就明显加大了。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变革，与政府官员中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分配不公相混杂，使得改革的矛盾尖锐化了。
正因为如此，中共中央内部在1986年底学潮平息之后，提出了改革不仅有“改还是不改”的问题，更有“改到什么方向去”的问题。并且后者重于前者。从此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，成为了改革的一部分。1987年初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，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引咎辞职。这是改革开始后，中共中央所做的最大的人事变动。
因此，中国改革为中美利益关系所设定的框架，实际上是有限度的。由于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，它根本拒绝任何改变这个性质的企图。在社会制度和价值标准上面，中国和美国没有共同的语言。那种认为可以通过物质交换，进而将双边利益范围扩大到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想法，是完全幼稚的。如果还试图通过强力干涉，把自己的所谓利益关注强加给中国，那就不仅彻底毁坏了两国现实的利益基础，而且是十分危险的了。“六四”前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，就是一种完全无视中美之间利益框架的愚蠢举动。它不仅说得太多了，也做得太过分了。这种行为，几乎毁了发展近二十年的中美关系。
因而，可以说，“六四”事件是对二十年来中美关系可靠性的一个考验。或者说，它是一块检验中美关系利益基础的试金石。中美关系稳固不稳固，它的基本框架是否明确，都在双方对这次事件的态度中表现了出来。如同中国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给美国，中国不能开动巨大的经济机器和宣传机器去干涉美国的内政一样，谁破坏了两国关系基础的现实框架，谁就要对毁坏的双边关系负责。显然，美国在事件中的表演，是对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缺乏诚意的。它因而不能不为此付出代价。
同是在1989年10月31日，邓小平告诉尼克松：“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”。要“结束过去，美国应该采取主动，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。美国是可以采取主动行动的，中国不可能主动。”对于损害了中美关系的责任方，这种要求是严正的。在“六四”背景下中美关系遭受的挫折，中国没有责任。中国的改革要寻求中国的现代化，这没有错。中国要保持国家的统一，要维护国家的稳定，要极端珍重自己的国格，这同样是不受干涉的权利。因此，如果有人要破坏中国的稳定，要推翻中国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，就“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”。
那么，究竟什么是中美之间合理的利益框架呢？其实，在提出这个问题时，它已经有了基本的答案。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990年6月11日写给美国加州九位大学生的复信中，对这个框架做了更明确的阐述。江泽民说：“中美关系在人为地多年隔绝之后得以恢复和发展，不是因为双方价值观念相同，而是因为有重大的共同利益。首先，中美两国发展关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亚太地区和平的需要。第二，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发展经济贸易，两国都可以获利，并有利于改善南北关系和促进国际经济繁荣。第三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有着长期交往和互相友好的历史，并都希望能够继续发展友好的联系，尽管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依然存在。有识之士都明智地认识到，我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，确实比价值观念等的分歧远为重要。”看起来，这个框架并不那样复杂。它只不过是有关中美之间现实利益的几个最简单的原则。但是，当我们一旦无视它，破坏了它，就可能要破坏整个双边关系的结构。
四、几点结论
已故总统肯尼迪曾经这样评价自己领导的美国：“这个国家是全世界寄予厚望的灯塔，它对全世界负有道德领导权。”虽然，这话在当时就至少带着七分的哗众取宠，但它的确反映了不少美国人傲慢和独尊的心态。
但是，在全球日益多元化的今天，这种傲慢与独尊，已经愈来愈少表现的市场了。在中美关系经历了二十年大起大落、大开大合的过程之后，最明智的办法，还是回到现实之中去。
下面几点，可以作为我们前文分析的结论：
首先，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不间断的将延续几代人的过程。它不会因为某些暂时逆转而终止自己的步伐。中国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，就是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潮流之中。它是开放的。正如同列宁所说，它将吸收一切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。正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不断发展的基础。中国的改革不排斥任何对自己有益的东西，当然也不会把世界最发达的美国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。这种状态和相互需求，构成了中美关系现实的远景。
其次，中国的改革，虽是一场改变人们思想方式、管理方式和活动方式的革命，但在性质上却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。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。改革也不能背离共产党的领导。因为，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中国人，没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可以代替共产党，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、整体经济水平还处在落后状态的大国中，领导一个社会性的变革。这一点决定了，中国在同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交往中，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知差别。人们必须对这一根本性的差别抱有明智态度。
第三，在中美关系中，确定共同利益是极为重要的。所谓共同利益，是指双方可以共享的、互利互惠的利益。超出了这个界定，就不再是共同利益了，但也应该得到双方的尊重。确定共同利益，是中美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。共同利益可以是经济互补的，也可能表现在全球战略上甚或是政治方面。但是，既然是共同利益，就必须符合双方意愿。如果仅仅满足一方利益，而伤害了另一方的利益，那就不是所谓共同利益，而成为干涉、强加了。此外，在确定共同利益的过程中，还必须满足平等原则。强大的一方同样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另一方之上。鉴于中美之间交往的经验，在缺乏平等、互利意识的状态下，两国之间很难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。
第四，现实主义的态度在维护中美关系过程中，是十分必要的。既然人们承认各自的差别，承认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，那么，再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人，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理念，就是非现实主义的态度。而那种坚持冷战思维，企图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替代别人的信仰的，则必定招致两国关系的严重损害。
第五，在全球范围内，中美之间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互补已经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。由改革思维所确定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恰恰是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同美国的关系的。未来世界的多极化趋势，既承认各国间的共同利益，又要求各国保持自己独有的东西。世界的发展，最可能走的是和平共处、和平竞赛的道路。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，保持对不道义的国际行为的批评权利，可能是中美关系最为合理的状态。旧式的结盟关系已不再符合世界进步的潮流。中美两国对此也应采取现实主义态度。
最后，中国有理由相信，中美关系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，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。但是，曲折、反复甚至冲突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由于中美关系在中国改革和美国全球战略需要中的重要地位，这种关系即使出现某种挫折，也将是有限度的。按中国通俗的说法，它可能“坏也坏不到哪里去”。唯一需要我们做出准备的，是把握这一关系的基本走向，去面对考验。
（本文为参加美国犹他大学2000年5月举行的学术讨论会论文，
发表于《党的文献》2000年第6期）